在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技术学专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肩负着时代担当。在理论上，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教育信息化与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在实践上，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教育的整体性变革，实现教育现代化。

(一)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教育信息化与信息化教育理论

伟大的时代必有伟大的实践，必会产出伟大的理论。在21世纪新的时代征程中，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实践波澜壮阔，影响所及，不一而足。对其进行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教育信息化与信息化教育理论，推陈出新，使教育学的理论更加富有信息化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乃至于构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学，是这一代教育工作者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教育信息化与信息化教育理论构建，面向的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有效融合的中国道路，发出的是信息时代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的中国声音。它需要立足于时代变迁、技术扩散与教育变革三者相互交织这一宏大的历史与时代背景，综合把握和驾驭技术、教育与人的发展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并对其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考察信息技术与教育有效融合实践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教育信息化和信息化教育的基础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教育信息化与信息化教育理论，首先要回答“非显著性差异现象”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托马斯·爱迪生在一百年前曾经非常乐观地预计：“不久将在学校中废弃书本……有可能利用电影来教授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的学校将会得到彻底的改造。”然而，长期以来经典的媒体比较研究中挥之不去的“非显著性差异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用技术变革教育的梦想，进而让整个教育技术领域都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因为在“非显著性差异”这朵“乌云”的笼罩下，教育技术工作者始终无法有力回应来自社会公众的这样一种质疑：如果使用和不使用新兴媒体技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物美价廉的黑板和粉笔，而去购买那些昂贵的信息技术设备呢？“教育技术专家曾经承诺新兴技术的进步能够带动教学和学习的发展与改良。这些承诺有些部分地实现了，但更多的却没有实现。”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从寻求“超级媒体”的迷梦中醒来，走出简单机械的“媒体比较研究”，转向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有效融合机制的深层探索，揭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相互作用的基本机理与方法论，进而消解“非显著差异现象”这朵一直笼罩在教育技术领域上空的“乌云”。

其次，超越工具论，为解决教育信息化实践中存在的“买得多，用得少”的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斯坦福大学的知名教育史家Larry Cuban曾经对20世纪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学校和课堂中的应用状况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考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教学和学习效能的改进确实是由应用信息技术引起的，并把这种现象称为“买得多，用得少”。这揭示了信息技术在走进教育的过程中面临着尴尬的历史命运：对学习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和媒体比较研究中揭示的“非显著性差异现象”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当研究人员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索时，发现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使用并没有以人们对学习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相反，它们只不过是被视为现行课堂教学的点缀而已。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2010年，美国颁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推动信息技术支撑下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渐进式的修修补补。

2016年，美国新颁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规划》中更是进一步提出：当前的重点，已经不是是否要在学习中使用技术，而是如何用技术来改进学习，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获得高质量的学习体验。伴随着信息技术融入教育的程度不断深入，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技术理性出发，仅仅把信息技术视为简单的工具，而必须逐渐转向以学习为焦点，揭示学习、媒体与认知三者之间的交互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信息技术融入教育超越初级的“应用”阶段，向“融合”与“创新”迈进。

第三，以“数字化学习”为起点，构建信息化教育的理论大厦。众所周知，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是学习。信息化教育的理论建构也必须从“学习”这一基本范畴出发。但信息化教育学和传统的教育学不同，它在传统教育学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这一新的质的规定性。因此信息化教育理论大厦建构的逻辑起点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范畴，而是“数字化学习”这一新的历史范畴。数字化学习作为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蕴含着信息化教育理论的全部萌芽。总体而言，从“数字化学习”出发，构建信息化教育的理论大厦，需要回答以下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数字化学习这一层面上，需要在本体论上回答“学习究竟是什么”，在认识论上回答“人是如何学习的”，在实践论上回答“如何促进人的学习”;与之对应，在信息化教育这一层面上，需要在本体论上回答“信息化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在认识论上回答“信息化教育的原理是什么”，在实践论上回答“信息化教育的模式是什么”。要回答上述基本问题，显然需要走出传统的教育学，加强教育学、心理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近年来，对数字化学习与信息化教育的研究已成为高水平科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相关成果登上了以《科学》杂志为代表的国际顶级刊物，议题涉及宏观趋势、教学方法、教育装备、教育资源等多个方面。2016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France Cordova提出了六大科研前沿，其中在第一点“驾驭面向21世纪科学和工程的大数据”中明确提到“开发和评价创新性的学习和教学机制方式”，在第二点“推进人—技互动前沿”中明确提到“设计、开发和试点新型的校内和校外学习环境”。在美国国家工程院新近提出的21世纪工程科学面临的十四个巨大挑战中，也明确提到“高阶个性化学习”。由此可见，以数字化学习与信息化教育为主题的新型教育研究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目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启动了推动教育科学基础研究的计划，努力让教育不再成为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也为信息化教育理论大厦的建构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实践创新：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变革，实现教育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上，重大的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教育的革命，改变教育的生产方式，重组与再造教育的业务流程，极大提高教育的生产效率，促进人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信息技术作为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重大的技术创新，将掀起新一轮教育的技术革命，通过颠覆性创新引领教育的破框式重建，有效改变被工业革命异化了的同质化、标准化的传统教育体系，打造一个开放、复杂的新型现代教育系统，不断丰富和发展教育的现代性，推动教育现代化。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需要来自实践的创新探索。

首先，是融合创新，即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创新教育教学的环境、资源、模式、方法、评价，促进教育的整体性变革。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它的目的在于推进信息化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其整体性体现在利用信息技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体系、内容、资源、环境、模式、方法、管理、评价等进行全方位的改组与改造。在融合创新的实践探索中，尤其需要致力于解决技术与教育两张皮的问题，超越简单的“应用”，全面转向“变革”。这种探索，首先应该从教育技术学专业自身的人才培养实践开始，努力应用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成果改组与改造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只有自身首先实现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去改变整个教育。

其次，是重组创新，即通过技术革新支持学校组织、教学内容、教育手段的联动重组。信息化潮流中教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界限被彻底打破，学习者中心代替教师中心，以“学”定“教”、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与此对应，教育内容将面临三项重组：教育资源的来源和形式更加多元化，学生可自主选择；课程将从分科走向综合，其中尤以风起云涌的STEAM课程与创客教育运动为代表；掌握知识不再是学习的主要目的，而是发展能力的基础与手段。以智慧校园建设、在线教育发展、智能助理与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将为教育内容的重组提供有力支撑，进而带动整个教育体系的整体变革。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不能仅仅满足于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教育的创新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实践是创新之母。对于教育技术来说更是如此，教研相长是最重要的创新之源。

第三，是数据驱动的创新，催生未来教育。数据驱动的创新给教育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差异化教育，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在保障规模化教学的前提下，实现差异化教学、精准化教学，已成为可能；个性化学习，传统学习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界限日益模糊，在线学习、移动学习、智能导学等迅速普及，彰显着教育的个性化；智能化服务，智能信息服务不断走向实用化和大众化，智能短信服务、智能自助系统和智能搜索引擎等成为新的应用亮点；精细化管理，教育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在大数据支撑下更具智慧，能够为教学提供更好支持，使教育系统的运行效率、决策水平、服务能力大幅提高;精准化科研，大数据科研服务平台提供了稳定易用、自组织的科研数据与工具，使科研走向精准化。总体而言，利用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对教育的动态监测，而且还可以实现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精准教学，把教育的实践真正建立在以证据为基础的科学干预之上。

第四，是问题驱动的创新，即把学问做在大地上。教育学尽管需要关注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基本问题，但更应该关注现实的教育实践。鲜活的教育实践才是教育科学最重要、最根本的源泉。科学研究有三种基本路向：理论驱动、方法驱动和问题驱动。那些最具挑战性、最吸引人的问题往往都处于现存理论和方法覆盖的范围之外。因此由问题驱动的研究往往肩负着方法创新和理论发展的双重责任。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曾把西方20世纪初形成的主流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如同闭门造车。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中，是否存在着“黑板教育学”和“黑板教育技术学”？这值得我们深思。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需要扎根在教育信息化和信息化教育的丰厚土壤中，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响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创新的重大需求，华中师范大学的团队紧紧围绕“公平”和“质量”两个基本主题，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合作开展教育精准扶贫，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创新实践探索，与江苏省苏州市教育局合作开展信息化促进教育创新变革的实践探索，努力追求把“学问做在大地上”。

第五，是协同创新，即充分发挥信息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合力。信息技术变革教育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在教育信息化和信息化教育的实践探索中，需要协调整合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基于UGBS(大学—政府—企业—学校)四位一体、整合协调的协同创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战略咨询、人才培养和支持服务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撑；政府部门在政策引导、宏观组织、标准制定、经费投入、绩效评估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中小学校在资源建设、应用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应用驱动的实践探索；行业企业则在系统建设、产品研发、服务供给、平台运营等方面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信息化在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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